到云南别忘了云南18奇人
作者：www.kmci… 文章来源：www.kmcits99.com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0-25
于坚：“我一直在一意孤行”
于坚1954年秋生于昆明，中国第三代诗人代表之一，著名民间诗歌刊物《他们》的主要成员，其诗歌《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及《0档案》在诗坛产生过广泛影响，另著有散文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等。“华文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歌奖得主。
于坚宽松地穿一身黑衣白裤出现在昆明艺术家们经常扎堆的“创库”时，他不苟言笑的招呼，尤其容易令人想起诗歌江湖上对他的称谓：“云南王”。对于这个颇有文化风标之味的命名，于坚稍有反感：“它强调了我的地域性，实际上这根本限制不了我，我也不会因为称什么王就会当真。”于坚也真的离不开昆明。在如此纷繁多样的云南，他1.6的视力好得恰如其分。昆明人常在他的文字中，碰到熟悉而细微的符号，比如水葫芦、筇竹寺的五百罗汉。他同时有着不一般的记忆力。但他耳朵就不好，采访当天他戴了一对迷你助听器，而且谈话距离须保持在一米以内才像正常人那么顺畅。他长着昆明人普遍的黑，却不似昆明人普遍的身材，目前以74公斤（据他说生下来就比较重）的重量自足地沉在昆明河床，他无意也无力于“飘”。
于坚始终都在进行口语写作。“口语没有标准答案。”在于坚看来，口语是市场经济，普通话像计划经济。1996年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于坚用昆明话朗诵自己的诗，关于这一点，无数人向他发起攻击，说他装腔作势。于坚进退有度，为便于沟通，他用带点结巴，永远温和得有所缺失的昆式普通话说，“方言是口语写作的血脉，诗歌最基本的感觉来自故乡。”于坚在十七八岁时（已写了一年诗）放言要做中国的歌德。今天49岁的他正言：“这句话作为一个诗人青年时代的理想不能说是轻狂。”但他坚持区别于一般人所理解的“成功”——他对这个词有种莫名的厌恶。20年来，他一直在云南省文联的内部刊物《云南文艺评论》做普通编辑。已近知天命之龄的他仍然雄心不乏：“我会总是置身于中国最好的诗人之列。”于坚在起家作品《尚义街六号》中写道，“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有人说从于坚那儿得不到名言警句，他这样对生活的简单叙事朴素得像个乡下打工妹。于坚听到，他乐了，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赞扬。特别是在写作《0档案》这首反映20世纪末中国生存现状的诗歌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批判于坚总是显得冷静而节制。“越批评，就越会亮如宝石。”于坚关注日常生活，崇尚“原天地之美”，他最喜欢的城市是西安（他坚持说只限于古代的长安城），他的写作跟他的身体一样紧贴着大地行走。他称自己是生活的情人，包含了爱人的忠诚及情人的热烈。他经历过文革，在工厂当过工人，上过大学，在中国诗坛横冲直撞过，……“即便是关在监狱，我也一样热爱任何一种生活。”于坚有一种天性的民间立场。他大加肯定了民间诗歌刊物因无功利性而拥有独立的、自己的立场。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应该算是市场上装帧最小的个人诗集，颇像民间流传的手本，他亲自设计，还穿插了他自认不达专业水准却具有绘画感的摄影作品。
于坚滋滋有味地活在边远的云南。对此，他毫不客气地纠正：“上帝从来没有规定什么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什么地方是世界的边远。我可以通过我的写作创造我自己时代的中心。”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对于媒体他挑剔质量，在云大讲课的经历还是在十年以前。但他希望到大地上走走，梦想到非洲、印度——“我把他们也看作少数民族。”于坚承认：“我一直在一意孤行，不是诗人向世界脱帽致敬，是世界向诗人脱帽致敬。”值得一提的是，在镜头下，摄影师发觉这其实是个腼腆得有些可爱的人。
赵青：这个人颠覆了设计
赵青生于1969年，大理白族人。学油画出身，近年来更多的心思放在盖房子上，自认为是一个“大地艺术家”。见人谈佛，是这个美眷麟儿不离左右的青年最大的癖好。
你若遇上赵青，他若不跟你谈佛，那一准很怪。他被师傅南怀瑾唤作“喇嘛”，他说是因为自己长得黑。可在外人眼里，他身上确是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特殊气质，或曰仙风道骨，或曰神秘兮兮。
24岁那年，本以为自己会像其他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在北京混下去，可有人在他的第二次画展后送给他一本佛经，他一看，知道从此自己找到家了。第二次画展就是用西洋的手法画中国画，画佛画菩萨。
25岁，赵青带着妻子小排回到大理，在赤文岛上盖房子过着隐居的生活，吟诗作画，参禅悟道。研习佛经4年，夫妻俩都抱定献身佛门的心，决意出家。可当他们见到南怀瑾时，出家的心却登时没了。俗人们是很难揣测其中的玄机，可赵青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负着的种种责任，岂可一走了之，而佛的本意，未必强求形式上的出家，却在乎心里的出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的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吧。
他们搬出赤文岛，重入凡俗，又花数年在玉玑岛上盖房子。那是怎样的一座房子啊，实在是一件太了不起的作品。传统白族民居的石头、青砖、瓦顶、文饰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钢筋、玻璃等建筑语汇交相汇合，如此大胆的矛盾统一，让人吃惊。最让人心惊的是那个凌空而起的玻璃天台，夕阳从对面的苍山洒下万丈光芒，而脚下的洱海便倾泄了一海闪亮的碎银。坐拥如此美景，更兼把酒临风，天下快事，谁与争锋？在一片怪石乱岩中建如此人间天堂，赵青将佛教教义之“离苦得乐”诠释得再生动不过。阳光下，他赤足站在天台上，笑容灿烂得像一个孩子。享受人生，享受生活，赵青不仅住极好的房子，还开很好的车，穿很好的皮鞋，他说：“我是太正常的一个人。”想想，这样的天才若是当初真出了家，哪有这样伟大的作品？
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不再想是否开悟，事情反而做得自自然然了。在云南不同的地方修庙，修复文物，修建乡村小学，整理提升民间的石雕及木雕技术，甚至他还建了一个乡村私塾，让村里的孩子们于正常的教育之外，读《论语》、《大学》、《中庸》，欲让孩子从小“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这一切，让人听来是否有些恍惚？
李心草：7天背了15部总谱
李心草1971年生，9岁时因父母离异随母亲回到老家昆明，18岁考取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即任中央芭蕾舞团常任指挥，28岁起担任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多次率团出国演出博得好评。
云南省艺术剧院躲藏在昆明东风西路，门牌显得陈旧而破落。采访是在23日，早上9：00已有不少人在排队买当晚由李心草指挥的一场“协奏曲交响音乐会”的票，柴可夫斯基、罗可可似乎一夜之间莅临春城，给时值昆交会的它又平添了几分热闹。
李心草以友情客串身份指挥昆明交响乐团，同时也为探望半年不见的母亲。在连续三个白天的排练中，他一向沉默少言，专注于每个细节，而一到晚上，则与相识了20多年的云南省艺校的一帮同学共聚，喝酒，回忆当年。
常有人问李心草：“你是不是特别热爱指挥？”他说，我是特别热爱音乐，但指挥是最能够让我表达音乐的工具。
为了这个好工具，他在艺校的5年中将专业的长笛吹得漫不经心，私下自组小乐团且自命指挥，捱到毕业，他咬牙切齿地补习基础课程以备考中央音乐学院，目标直指指挥专业。第一年他落榜了，第二年春寒料峭，一身单薄穿着的考生李心草又从复兴门桥北走到桥南的中央音乐学院，企图混进去练琴。“我每天都不知道是否能够像平常那样混得进去。”李心草有一种年轻人少有的自律。他长相其貌不扬，十指粗短（说实话有点笨拙之感），但眼神专注，耳朵灵敏，声音富含磁性。也许有些特征有违音乐的轻逸，以至在他如愿考上中音之后，某位教授忍不住直言：“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到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上学的？”不服气的李心草，曾经用了7天背了15部总谱，获得中国首届指挥比赛第一名，创造了也许是音乐界的一个奇迹。
在维也纳音乐大学时，因为一位教授总是故意在论文答辩上刁难中国学生，李心草也未幸免，他没能取得毕业证。“就差这门功课难道你不想毕业吗？”“那没什么，你觉得那了不起？我告诉你：中国人不是这么好欺负的。”中国即是舞台，李心草28岁就执起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指挥棒，这在世界罕见，2000年他首次率团去悉尼歌剧院演出，不仅座无虚席，还特邀加演了两场。指挥是越老越“香”，面对李心草人们惊叹：天才之外是什么？
丁绍光：因贩卖云南而成最值钱画
1939生于山西运城。23岁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任教云南艺术学院，40岁时将大型壁画《美丽、富饶、神奇的西双版纳》献给人民大会堂。此后赴美。他开创出闻名中国现代画坛的云南画派，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画家卖画最多、价格最高的画家之一”。
非云南人的丁绍光被赋予了最强烈的云南身份，也传承了最多的云南风情，甚至很难说到底是云南成就了他，还是他展示了云南。作为“中国历史上画家卖画最多、价格最高、最成功的画家之一”，丁绍光的神气之处在于他不但将云南变成了艺术也转化成了财富。
丁绍光的祖籍是山西运城，1939年出生于陕西，11岁时习画即显示了非凡的天分。1955年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学习素描和水彩，1957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攻装饰绘画。当年的系里专家学者云集，大家的一个共同认识就是强调艺术个性，反对学院派的自然主义，提倡深入地体验中国古典和民间的艺术传统，广为汲取并融合西方现代艺术的精华。这使得学生们深入生活，采风和写生蔚然成风。这段大学生活，特别是当时在系里执教的著名画家，诸如张光宇、张仃、祝大年、吴冠中、韦天霖、郑可等教授，都对丁绍光后来在艺术上的发展起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而真正的刺激来自西双版纳。1961年底丁绍光做毕业创作时,西双版纳神奇的风光和迷人的少数民族风情激发了他身上的每个艺术细胞——毕业后到西双版纳去的决定就这样影响了他的一生以及由他呈现的云南形象。
1962年于云南艺术学院任教的丁绍光在其后的几年里开创了闻名中国现代画坛的云南画派。1979年，他为首都人民大会堂创作大型壁画《美丽、丰富、神奇的西双版纳》，同年出版《丁绍光西双版纳白描写生集》。1980年丁绍光定居美国，从1985年至1996年，他先后在世界各国举办个人画展400次以上，世界各地都出版了丁绍光画集。这种民族风情被他展示得淋漓尽致。这还不是他扬名的关键，重要的是，在民族风情的背后，丁绍光的国际价值在于他把中国的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创造出了融合各艺术流派为一体，以线描和重彩为特色的具有中国情愫的现代艺术。
最近，64岁的丁绍光打算卖掉比利佛山庄的豪宅，他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去画一些自己喜欢的，而不仅仅是艺术市场满意的作品。
聂荣庆：他把“茶马古道”留在了云南
聂荣庆生于1965年，云南昆明人。学服装设计出身，做过设计公司，做过旅游，做过杂志，现正以文化注入餐饮业，他的努力已改变了昆明餐饮业的格局，但是，最怕别人说他是开餐馆的。
“去茶马古道吃饭，不是带着银子，而是要带着金子。”一个网友的评论。聂荣庆就是那个向顾客攫取金子的人。
当云南的一批新派学者还只热衷于讨论“茶马古道”的学术价值时，聂荣庆敏感的商业神经却被触动了，那些别人眼里蒙尘的文化和历史在他的眼里却发出金子的耀眼光芒来。他抢注了“茶马古道”的商标，囊括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方面。直到他把北京的茶马古道餐厅经营得风生水起，才有人回过味来，欲从他手里买回几个商标，聂荣庆哪里愿意？自己的理想，还只懒洋洋地开了个头。
其实，馅饼永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云南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无限丰富多元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浸染久了，一个敏感的人于烟火味之外总是生出几分文化味，况且，学设计出身的聂荣庆的身上历来不乏深重的文化情结。
从小随着父母在铁道边长大，那延长到无限远的铁道线，闪烁不定的岔道灯，一节节载着神秘的旅人来去的车厢……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一个多梦少年的幻想了。多年以后，聂荣庆用一个餐厅固化了他年少时的幻想，为之取名“火车南站”，而且，就在当年火车南站的对面。如今，这儿已经成了国际旅游手册中推荐的昆明必去餐厅之一了。
按照聂荣庆的主意，火车南站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随地吐痰的地方”，要的就是下里巴人的劲儿。“翠湖边上”就不一样，得小资，整体风格简约明快。文化含量的注入几乎一下子改变了昆明餐饮业的格局。
可是，在聂荣庆的心里，餐饮只是玩票而已。“茶马古道”将这一票玩到了极致。那时候的聂荣庆遇到了画家方力钧，他们要让茶马古道成为北京餐厅的一个让人惊讶的异数。它一改过去云南餐厅以孔雀、大象和民族歌舞为卖点的特色，以极简主义的建筑设计风格和当代艺术以及茶马文化为卖点，让骄傲的北京人见识了这个云南人的超前与大胆。金子，自然是要带上的，因为光是餐厅墙上的那些画一幅就是好几十万。要知道，你吃进去的可不仅仅是新派的滇菜，还有艺术和文化。
既是抱定了玩的心态，就希望每一次都玩得开心和花样百出一点。马上，在北京现今最红火的后海，他又要开张一家新的“茶马古道”餐厅。名字，还是禀承了先前那四个字，但风格却要大变，价格嘛，将便宜得让同行觉得是不合法竞争。其实，玩归玩，不同的市场区隔和定位却早已在聂荣庆的心里算计好了。
聂荣庆的最大理想在于将茶马古道做大，不是指餐厅，而是指包括茶马古道INN的一系列客栈，茶马古道的烟、酒，还有最重要的——普洱茶，让云南特殊的茶文化，在这个无比贴切的名头下有一个无限风光的品牌价值。
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一点障碍，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是自身。一年1/4的时间用于游山玩水和打高尔夫，另外1/4的时间用于睡大觉，剩下真正工作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但是，还好，慢的好处是让他有时间来思考，谋定而后动。
吴文光：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纪录片
吴文光生于1956年，云南昆明人。当过知青、教师、电视台记者，1988年至今，定居北京写作及拍摄纪录片。其拍摄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一直在民间进行的纪录片和戏剧等方面的探索为他获得了比纪录片本身更高的声望。
对于“新纪录片第一人”的称谓吴文光很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对任何扣在他头上的帽子都不以为然。尽管他在从昆明来到北京的1988年开始拍摄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该片先后拿去参加了多个国际电影节；1992年拍摄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中获“小川绅介”奖。2002年完成的片子是《江湖》。《江湖》跟踪了一个来自外省，在北京和北京周边地带巡回演出的大棚——中国远大歌舞大棚。这部作品得到了纪录片大师怀斯曼的回应：“看了你的片子，很喜欢，剪辑和拍摄非常有效……我喜欢这部片子展示给我的普通人的庸常、恐惧和渴望……”每年吴文光都要回昆明两三次，因为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最近一次的昆明之行他遇见了25前一起当知青的朋友。朋友见面，令吴文光备感亲切的是，25年没人叫过的绰号“老瞎”在那一天被重新提起。如今他只抽云南烟，15年的北京生活也没能改变他的昆明口音。从1956到1988年的32年，除了1985年在新疆短暂的停留，吴文光绝大多数的生活记忆都是云南。在昆明时他和诗人于坚等人都是铁哥们，终日混在一块。于坚最有名的诗歌之一《尚义街六号》说的就是吴文光的家。
云南和北京是吴文光生活最久的两个城市，北京的忙忙碌碌如果放到昆明，用吴文光的话形容：这个人怎么傻里呱唧的。“昆明是一个闲人的氛围，而北京是一个赌场。”20岁时的他并不甘心那么闲散掉，他不愿意接受在20岁时已经看到50岁时的自己的现实。以至于来到北京后的五六年里他不想回头看故乡，也拒绝回忆。当别人感怀故乡的好天气和过桥米线，他彻底地接受了北方粗糙的气候、粗糙的饮食。北京给了他各种可能，他在这里不断发现自己，原来在昆明完全是一个白日梦的东西在北京成了现实。
但是他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北京人，“这里只是我的身体暂时搁置的地方，云南才是我的根。”吴文光说自己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基点，不同的是，云南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觉得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杨鹏：机关里的新道学大师
杨鹏生于1963年，云南昆明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身份除云南省政府“18生物资源开发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外，多重官职加身，昆明、北京两地跑，令人称奇的是，他打着的旗号却是立场鲜明的新道家。
第一次见到杨鹏的人，会被他的经历绕花了眼。他的主业也可以说是副业，副业也可以说是主业。这位当年的云南省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在学校里本科和研究生读的是法国语言文学，成绩好到免试升硕不算，还全修了经济系、法律系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课程。大学毕业后当过乡长、办过公司、搞过产业政策、研究过绿色经济，虽然杂，但每一样工作他都能处理得有声有色。特别令人不服的是，对于一般人近似天书的经济学理论的专著他一天看个三四本没问题，最可气的是你以为他没看完，装样子，随便抽几章来问，他又回答得头头是道：除了天分，还能说什么呢！
最近，他的新作《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本书的简历一栏，长长的一串，各个身份都可以毫无关系——他目前的主要身份还是政府小吏——这也是他主要的生存之源。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虽然是为国家环保局的环境问题项目而来，他谈得最多的，也是他目前乃至下半生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新道家。
那么道家和新道家有什么区别呢？杨鹏认为，精神一脉相承，都强调人的自立，但实现形式是现代的。在杨鹏的解释中，新道家、云南、云南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有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他作为云南人对道家的研究，而是在道家所倡导的“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生活方式中。云南之所以是云南，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乐其俗”。“为什么大家现在愿意到云南去休息，就因为这样一个地方让人没有心理压力。它的文化多样性，对各种生活方式的宽容性，在其他地方是体会不到的。”新上任的云南省长所说的“最好的政府是无形的政府”也符合新道家的执政观念。所以，尽管有很多机会调到北京，他依然选择呆在云南。只是呆的同时，特别是互联网没普及之前，他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一两次北京。云南虽好，万物总有局限，好的另一面也就是它可能造成闭塞。
杨鹏今后两年的大计划是在昆明开个新道家学院，类似于古代的书院，前面喝茶，后面讲学，还有专门为朋友准备的厢房，听起来很是诱人。
布农：好运布农铃
布农1963年5月生于四川内江。文革中因父母的政治原因颠沛于乡村，养成孤独与叛逆性格。14岁开始大量阅读，深陷精神泥沼，写了30余本哲学笔记。高中辍学，流浪江湖，后进纺织厂，因长期旷工被开除。再次游荡江湖，国内国外。常与老天对话，与牧人同眠。曾两次从云南梅里雪山骑马徒步至西藏拉萨。1996年停留丽江至今。
穿过丽江古城的四方街，走过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大石桥，就可以看到布农的小楼，干净别致，楼上楼下的屋檐都挂满了铃铛。跨进门槛，姑娘笑着敲响身边的铜铃。铃音清脆并带着长长的回音。店内店外都被这声音闹得喜气洋洋。
布农在楼上的书房里干活。他正忙着为香港赶制一个紧要的订单。量很大，他手歇不下来。我只得在一旁静静地喝茶，看他聚精会神地做他的布农铃。他用钢笔在特制的小木板上熟练地写着藏教六字大明咒。布农铃是铜和木制作的，布农把自己的美好祝愿附于这两种古朴的材料，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他说在国外旅行途中偶然听到自己的铃声，他已一点不惊奇。布农铃是1995年布农孤身徒步骑马进藏途中，与马为伴灵光突现的上天所赐。一路上马铃声单调寂寞，他拾得两片木块画上澜沧江和梅里雪山，分别挂于马铃和自己胸前，他历尽艰辛跋涉近两千公里，沿途受到9位活佛的开光加持，保得一路平安。为此，布农愿让世上与他有缘份的人，都能得吉祥平安。董建华、巩俐、朱哲琴等去过丽江的人无不喜欢布农铃。
布农偏爱听交响乐。有藏书若干。透过木窗楼下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而布农则似一个高僧，坐怀不乱。阁楼上方有一面大大的手绘地图，我每次来布农这里，都要抬头仔细地一遍又一遍地用我的视线从云南“走”到西藏。而这却是布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次徒步沿茶马古道走过的漫漫足迹。
布农少年时代迷上了西方哲学。他说：“哲学和艺术是智慧，不是知识，是悟出来的，是学不到的。”把那些大家的思想贪婪地吸进自己大脑之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他长大了想干什么？他妈妈为他捏把汗。
布农没有当成大思想家，却把艺术、旅行、探险、生意融为一体。以丽江为大本营，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他常常独自开车去几十公里外的金沙江边读书吃饭，再停车山头看日落。要么跑到山上去放牛牧马，躺在草地上看白云飘流。入夜去泡个温泉，周围白雪皑皑，头上星斗满天。
说实话，我无法不嫉妒他，为什么老天爷要把他喜欢的人留在这么美丽的地方。而把那些心浮气躁的人，哄到大城市里，罚他们住在深圳，罚他们住在上海。
布农眼下有几个大的愿望。首先是他在丽江的玉龙雪山下，那一千多亩地的项目——他心中所描绘的艺术村。这是一个大胆并带有浓郁理想主义色彩的构想。
我们又去池塘看了那块地。每一次站在玉龙雪山脚下极目远望，身边是绿油油的青草，各种颜色的野花，池塘清澈平静，而心总会砰砰地乱跳。要能在这儿建一个自己的小屋那该有多妙。可布农想在这里建音乐厅、博物馆，数十个国家的乡村酒吧和漫山遍野的艺术家小院等等，并在山坡上盖一座教堂。他说，钟声一响，整个丽江坝子都能听见，牛群羊群就下山岗。
布农还想明年驾车去尼泊尔、印度兜一圈。他说那里是天堂与地狱并存的地方，他要拍摄一些影像资料，完成自己的一本书。他还计划沿茶马古道修建一些小马店，以便那些同他当年一样有志徒步的旅行者歇息。之后他想在没水没电的山上盖间木屋，在那里潜心画画，买辆皮卡车从山下拉水，再养两匹马几只狗。
布农在他的楼上写了两个小木牌，在书架上立有:偷情浪漫，偷书下贱。另一个写着：抽烟的女人，不是强人，就是贱人。布农用他的标准去衡量与他交往的人。在生意上他没有足够的耐心。尽管他的布农铃每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我仍然建议他找个能干的女人替他打理。布农便可抽身继续云游四方。
红嘴鸥：最受欢迎的“昆明人”
红嘴鸥鸥鸟的一种，北半球常见的小型鸥类，身长315-410毫米，因其嘴、脚远远地看去均为红色而得名。1985年11月中旬，6000多只红嘴鸥首次进入昆明市区水域寻找食源。从此，每年的这个时候，红嘴鸥都要飞到昆明，在来年的3月中旬离去，数量最多时，约有几万只。这一道国内仅有的城市奇特自然景观至今已经延续了18年。
对于红嘴鸥来说，昆明从来不在她的想象之中。甚至18年前的邂逅之于昆明其实也不过是一场偶遇。
一个诗人是这样想象他们相遇的经过：某天，她从海上经过，风给了她一把钥匙，说，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的春天永远醒着。春天对于她当然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于是，在一个特定的季节，她悄悄地来到这里，在霞光中，她找到了一个充满爱情和自由国度，她在湖面上轻轻地舞着，在昆明的天空中，一次又一次美丽而精致的飞翔。
诗人的揣测总是美丽而又浪漫的，其实对所有候鸟来说，迁徙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和其他候鸟一样，红嘴鸥迁徙的时间和顺序是很有规律的。每年大约11月份她们举家迁往南方，这样可避开北方严冬寒冷、食物短缺的不利条件。翌年3月份左右，即在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后，由于繁殖的需要，她们将再返回北方繁殖地，那里春暖花开，食物充足，有利于生儿育女。迁徙时，开始由少数勇敢者打先锋，一段时间后，主体群就大批迁移。在飞行时，一般成鸟在前，幼鸟居中或在后。红嘴鸥每年都要进行两次种群迁徙，那么她究竟能飞多远呢？获得“中国昆明滇池1987年1月14日环志”的一只红嘴鸥，飞行了8333公里，时隔7年6个月28天，此举为我国环志鸟迁往大洋洲的首例。
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去探究当年那个有些微寒的冬季的早晨，究竟是红嘴鸥发现了昆明，还是昆明发现了红嘴鸥，反正，有个盟约，在我们都没有发现以前，已经悄悄而坚定地缔结了。
有人说，缘是天意，份在人为。如果说，红嘴鸥最初喜欢昆明是因为这里的气候的话，那么18年的"恋战"，为的自然是人。
每到深秋，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会若有所思的抬起头来，有些惆怅地问：“怎么还不见来？”仿佛是为了回应这想念，不几天，十余只红嘴鸥的“先头部队”必然会盘旋在翠湖上，这时昆明人的心才又落回到肚子里，恍然明白：红嘴鸥来了，冬天就来了。
冬天来了，翠湖上的阳光仍然是柔软地让人想要死去，只不过所有的繁花与喧嚣，都将让位于一群美丽的天使。她们欢叫着从千米高空直插下来，翠湖上下又见翩翩。数百年来，翠湖都是昆明城的灵气所在。想当初，著名音乐家聂耳在翠湖畔静思冥悟，撷自然万物之灵华而写出流芳力作《翠湖春晓》。而今，这些红嘴鸥对翠湖也是情有独钟，所以，要给今日的昆明添个“翠堤戏鸥”的景致。
昆明人对这些鸟儿也是呵护备至，不但立碑以记之，时令一到，便蜂拥至翠湖投食。斯时，环湖皆人也，面包与白翎齐飞，衣裳共鸥鸟一色。虽说红嘴鸥不是素食主义者，不过她们并不太在乎人们喂她们吃什么、吃多少，关键是喜欢昆明柔柔的轻风，微微的暖意，尤其是昆明人痴痴的目光。
所以年年相见，岁岁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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